有人可能在公共場所看到過這種器械，估計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怎樣使用。它是自動體外除顫儀，英文簡稱AED，是對付心源性猝死的急救器械。目前中國心源性猝死的總死亡人數每年有50多萬，其中中青年不在少數。

在猝死患者的急救中，AED的使用，能極大提高搶救成功率，但實際生活中，因AED的缺失而延誤搶救時機的案例時有發生。那么我國公共場所AED配置和使用情況怎么樣？它起到作用了嗎？《焦點訪談》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開始調查。

2017年6月12日，一個20多歲的男子在上海地鐵突然倒地，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地鐵站廣播發出求助，女乘客蔣菁趕到現場對他進行心肺復蘇。蔣菁做過8年的外科醫生，又曾學習過心肺復蘇等初級急救。然而，心肺復蘇效果不明顯。這時，上海地鐵站工作人員拿來了AED，也就是自動體外除顫儀。經過除顫，這位青年男子得救了。

和他有同樣經歷的還有一位加拿大籍旅客。2017年5月2日，剛剛到達浦東機場，這位旅客心臟驟停突然倒地，幸虧同伴相助，做心肺復蘇和并使用了機場配備的AED，才挽回了生命。

從這兩個事例來看，AED在心臟病急救方面還是比較有效的。那么AED救的是哪一類危急重癥呢？

中華預防醫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胡大一介紹：“血管快速由血栓導致狹窄的時候，出現了極快而不規則的心率失常，叫心室顫動，它已變成一種相當于心臟停止跳動、不能射血的一種蠕動的狀態。它實際上是由于血栓導致缺血，直接導致猝死的原因。”

這種危急重癥是一種心源性猝死。我國每年有超過54萬的人死于這種疾病，其中80%的病人都出現過室顫。

胡大一告訴記者，急救心源性猝死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及時用除顫儀除顫：“對這種快速導致猝死，極快又不規律的心室顫動，那就用直流電擊。直流電讓整個無序快速蠕動的心臟停止，重新給心臟正常指揮，指揮心臟運作就起死回生了。”

除顫儀雖然有效，但據報道，在我國，像心源性猝死類的患者成功搶救率卻不足1%，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急救心源性猝死的黃金時間僅有短短的4分鐘，4分鐘內除顫，患者生存率可達50%，但如果時間延遲，搶救成功率就會大幅下降。4分鐘內沒有急救措施，即使病人存活下來，也極有可能造成腦死亡。由于交通狀況等原因，急救車4分鐘內很難到達現場，而AED則可以彌補這個缺失。

AED對于中國來說還屬于新生事物，但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歐美國家已經對急救隊員、消防員、警察等急救工作群體及普通民眾進行AED使用培訓，在人群聚集地、心臟病易發場所也配置了AED，比如，機場、車站，甚至有些飛機上也配置了AED。

據了解，美國平均每10萬人配備317臺AED；日本每10萬人配備235臺。有數據顯示，配置AED，急救效果明顯。如，美國芝加哥一國際機場心臟驟停患者急救存活率達到64%。

2006年前后，AED進入我國，公共場所開始配置AED。目前，北京上海兩地有記錄的將近2000臺。大連、杭州、南京、海口、深圳等少數城市的公共場所配有少量AED。

在北京，記者走訪了多個人流聚集的公共場所。

北京地鐵，2016年累計客流30億人次，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里沒有心臟除顫儀；

首都機場，2016年累計客流量9000萬人次，據了解，這里是北京配置AED最集中的地方，工作人員表示，整個機場各個顯著位置都有AED；

北京西站，2016年累計客流量超過1億人次，記者發現這里沒有配置AED，但有專業醫護人員和專業除顫儀；

中國高鐵，2016年累計客流量14億人次，工作人員說，高鐵列車的每一名乘務員都經過紅十字協會培訓，包括心肺復蘇以及人工呼吸。記者了解到，高鐵有應急救護預案，有急救藥箱，但并沒有專門針對心臟驟停的急救設備AED。

較高的價格，是AED在我國普及推廣進展緩慢的原因之一。那么，如果有人免費捐贈，是不是就沒有障礙了呢？

“你能安排人值守嗎？萬一丟了誰負責？有人亂用怎么辦？”這是某公園對AED捐贈者的答復，免費捐贈都不愿意要，這是為什么呢？一臺貴重儀器，放在公共場所便于隨時取用的地方，而且事關生死，怎么維護和怎么管理，誰來負責，這是個問題。

但是，即使承諾維護和培訓，AED的捐贈仍然沒有被接受。一個名為“急救科普人”的公眾號在微信中發布：“我個人想給我家附近的某地鐵站捐贈一臺AED，更愿意去做培訓和維護，但一年來，同樣是杳無音信。”

中國紅十字總會賑濟救護部救護處處長郭建陽認為：“主要還是在法律政策方面缺少一些保障，第一關于公共場所配備AED，沒有強制性的這樣的要求和規定，所以大家特別是一些公共場所的負責單位、管理者沒有主動性；另外還有一點，在我們國家還是給它列為醫療器械，醫療器械有一個明確的要求，只有醫務人員可以使用。”

AED須由醫務人員使用的這個規定，是中國AED應用少的主要原因之一。“AED是一個自動體外除顫儀，是一個傻瓜機，真的是沒有必要列為醫療器械，如果這個地方能夠松綁，把它列為民用醫療設備的話，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就能夠說至少在法律上沒有那么多的瓶頸。”郭建陽說。

AED的操作像傻瓜相機一樣簡單。在現場，識別患者沒有呼吸和意識后，迅速呼喊，請人拿AED，同時呼叫120，然后開始做心肺復蘇。拿到AED啟動電源后，根據語音提示操作即可。胡大一表示，AED是高度自動化機器，它可以識別出是不是室顫，如果測到極快、極不規則的心率，它就會（提示）放電。AED機器誤放電的幾率很少，非常安全有效。

雖然AED是個傻瓜型的機器，但是面對突然停止心跳的危重患者，即使AED唾手可取，又有多少人敢用這個設備對病人實施電擊急救呢？這也是AED應用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平時對AED無宣傳、對民眾基本無培訓的情況下。而我國2011年至2015年，紅十字會系統應急救護培訓普及率僅有1.5%左右，參加過AED使用培訓的人更少。

郭建陽指出，法律上沒有一個明確的保障條款，如果施救成功，那么皆大歡喜都沒有問題，如果一旦救護失敗，被救的人員死亡或者是其他不好的結果，施救者都會擔心會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很大的瓶頸。

這個瓶頸的確困擾了很多人。有些公眾場所雖然配置了AED，但是一說到用，大家仍心有疑慮。

北京市西城區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王志東說：“有的人覺得我們培訓的對象畢竟是沒有醫學基礎的社會大眾，這些人群培訓了以后，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和矛盾如何處理？現在專業人士和患者之間都有一些醫患糾紛和矛盾，這是社會的一種現實。”

種種疑慮，容易理解。因為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不保護使用AED救治猝死者的行為，而這也是AED在國內配置少、應用少的第三個重要原因。

到底該不該見義勇為、緊急施救，201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民法總則》中一項被稱為“好人法”的條款，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的疑慮。《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明確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它將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

“好人法”為緊急施救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AED只能醫務人員使用的緊箍咒如果不解除的話，面向公眾使用的AED要想廣泛推廣，依然面臨法律的風險。為了讓面臨猝死威脅的人有更多生還的機會，社會還需要做很多。

胡大一認為：“法律是一個重要保障，但我覺得還需要，社會應該更多包容寬容這些，在生命垂危的時候一個敢站出來，來救助患者的人；要寬容失敗，不可能都成功。我們要增多配置、加強培訓，我覺得從立法到社會寬容，要形成系統社會環境，才會讓更多生命得到救治的機會。”

心源性猝死的急救，是一場和死神賽跑的戰斗，分秒必爭。但是AED作為有效的急救工具，卻成了尷尬的存在。目前中國在應急救護方面，面臨的尷尬是：比起“不會救”，更大的問題在于“不敢救”。記者調查發現：一是配置AED的城市和公共場所不多，二是即使配置了，也存在沒人敢用的尷尬。要想推廣AED，不僅僅是配置AED設備的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配套的公眾培訓，讓更多的人“會用”。而“敢用”的問題，則需要政府推動，掃清法律障礙，讓見義勇為的急救不再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