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量采購的實施，能適當降低藥企在營銷方面的投入，同時，在利潤保證的情況下，藥企會更大規模投入研發，這有利于改善國內藥企重營銷輕研發的局面。”

▍國家帶量采購方案出臺

雖然較預期晚了約一個月，但備受市場關注的國家藥品帶量采購方案最終還是趕在今年年底前出臺了。

11月14日，《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試點方案》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次日上午，經國家醫療保障局同意，《4+7城市藥品集中采購文件》（以下簡稱“《文件》”）在上海藥事所網站公布。

上述《文件》明確，國家啟動藥品集中采購試點，試點地區范圍為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和沈陽、大連、廈門、廣州、深圳、成都、西安11個城市（以下簡稱“4+7城市”），針對31個品種藥品進行帶量采購。

▍帶量采購下的降價效應

所謂帶量采購，是指在招標的時候就承諾藥品的銷量，保證在 8～15 個月內用完，這有別于以往只招標價格而沒有數量的藥品招標，帶量采購中標后的企業將不需要像以往一樣進醫院“做工作”，以促進藥品使用。

在《文件》中，31個品種采購量被確定，其中3個品種（指定規格）的采購量更是過億（片/袋/支）：阿托伐他汀口服常釋劑型（20 mg）采購量為15672.18萬，氯吡格雷口服常釋劑型（25mg）為18320.56萬，氨氯地平口服常釋劑型（5mg）為29382.02萬。

在此之前，14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明確了帶量采購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完善藥品集中采購機制和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價形成機制，降低群眾藥費負擔，規范藥品流通秩序，提高群眾用藥安全。

帶量采購下，中標產品的降價情況究竟如何？來自上海的經驗顯示：2014年以來，上海帶量采購至今已進行3批，從已公布帶量采購中標價格的36個品規來看，降幅在2%至93%之間，共24個品規降價50%以上，平均降價55.7%，降幅明顯。

而此次按照國家帶量采購政策規定：入圍的生產企業在3家及以上的，構成充分競爭，報價最低者得；入圍生產企業為2家的，不構成充分競爭，采取議價采購的方式；入圍生產企業只有1家的，則采取談判采購的方式。

此外，9月11日，國家醫保局主導的試點聯合采購在上海召開座談會，會上曾討論過的一份采購方案中提出，將拿出試點城市60～70%的市場份額給中標企業，剩余用量的30～40%，各醫療機構仍可采購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的其他中標、掛網品種。

據光大證券醫藥團隊預計，獨家入圍的品種由于競爭格局最好，降幅或在10%以內；2家入圍的品種，由于一家為原研，其定價已明顯高于國產仿制藥，原研大幅降價的獲利不如專注爭取剩下30～40%的市場份額，因此相應入圍國產仿制藥廠家的降價壓力也不大，預計在15%以內；而目前3～4家入圍品種的最低平均中標價平均為原研價格的42～43%，降價空間實際上不大，但下一輪帶量采購可能仍有壓力。

▍藥企營銷費用降低

除了降價壓力，藥企的另一重擔憂，來源于帶量采購對銷售模式的改變。以往，藥企往往需要安排大批醫藥代表進行臨床推廣和新藥教育以提高藥品銷量，而在帶量采購下，由于保證采購量，中標企業無需過分依賴醫藥代表。

此前有關帶量采購的消息流出時，不少媒體撰文指出，醫藥代表將因此迎來生死局。第一財經11月7日就曾報道，隨著中國一致性評價以及帶量采購政策的推行，比利時藥企優時比已經撤銷醫藥代表這個職位。

“按照國家意圖，確實是希望借此弱化醫藥代表的作用。”鼎臣醫藥管理咨詢公司創始人史立臣向時代財經指出，不過醫藥代表涉及情況復雜，或許會存在醫生對某些藥企的藥品、技術不熟悉。另外，藥企對醫院沒做“開發”，醫院很可能不會主動采購相應藥品，上述情況都需要醫藥代表這一職位的存在。

“此外，中國的藥品行業本身就是客情關系，醫藥代表與醫生之間的關系密切，短時間內該局面較難改變，因此，目前這樣的說法有些為時過早。”史立臣補充說道。

不過，他也坦言，帶量采購的實施，能適當降低藥企在營銷方面的投入，同時，在利潤保證的情況下，藥企會更大規模投入研發，這有利于改善國內藥企“重營銷、輕研發”的局面。

梳理wind數據中290家醫療保健類上市公司發現，2017年這些公司銷售費用高達1772億元，而同期的研發費用僅為319億元，不足銷售費用的五分之一。

對比之下，羅氏制藥僅2017年一年，研發費用就高達115億美元。這意味著，國內290家醫藥企業2017年全部研發費用不足羅氏一半。

“目前國家帶量采購只是相應文件出臺，最終成效如何還要看后續的執行情況。以往政府組織談判采購就一直存在，但是往往談判結束后便不管采購量和付款，導致的結果是對于相應的藥品，醫院或者不愿使用，或者不付款。”史立臣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