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在醫藥行業，“歲月靜好”這個詞從來都是一種奢望。近幾年，醫藥“江湖”一直呈現上有強勢生產方、下有更強勢的醫療機構方，而身家地位微弱的醫藥流通業長期沉陷在揮之不去的焦慮與壓力中的局面，這種局面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老祖宗曾留下兩句民間告誡：“羊馬年多種田，防著雞狗那兩年”。此外，好像每逢八或者九，中國經濟總是變化之年。漢字博大精深，醫藥流通業與其所在的大醫藥行業一樣，政策的“整治清理”與“保障扶持”之別，在執行落地后可以有很大不同意味，雖然大家一直有些奢求地冀望發生危機時是“危中有機”，受鼓舞于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都強調的“要善于化危為機、轉危為安，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精神。我們也當然應該更理性地看到中央經濟會議指出的“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大環境，進而思考在紛繁復雜的微觀經濟中，醫藥流通業的蕓蕓眾生在重構年代，究竟是生存還是消亡？
2018：重壓之下的結構調整
歲末年尾之際，我們暫且停下腳步掉轉頭回看過去一年醫藥流通業的運行軌跡。據有關統計單位按照傳統的“老調調”預判，隨著疾病譜變化、人口老齡化加速、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保健意識增強，全社會對醫藥健康產品的需求將不斷提升，藥品市場銷售規模將進一步擴大，預計2018年藥品流通市場銷售增速將有所回落，但銷售規模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保持穩步增長。
我們從表象上評判，在近兩年整個經濟大環境都處于高壓和不景氣時代，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中用“化危為機”“轉危為安”來鼓勵中國經濟振作起來之時，作為在國民經濟中還不占重要比重的醫藥行業中的再細分行業醫藥流通業，能有“增長回落但還能保持增長”的評價實屬難能可貴，足夠讓醫藥流通人知足并心存欣慰了。
但是，問題來了，為什么放眼醫藥流通業，圈內人士面對身處的行業環境以及自身企業的發展，充滿信心、心態輕松的少，憂心忡忡、心情焦慮的多呢？為什么我們在這幾年留下的足跡大都是沉重的、步履蹣跚的呢？
我們不能故作嚴肅地說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現實，事實上我們透過現實看本質，為什么在醫藥流通行業仍有景氣指標之下，大家還年年難過年年過？還壓力山大？我們直擊痛點反思，那就是我們的“不快樂”在于這幾年一直處于管控政策頻出的調整壓力中。
這里我們聚焦到幾個關鍵詞來回想：
一、“兩票制”強推。
市場經濟下，在商業流通環節實施“兩票制”無論是否遵循了經濟規律，也不論你愿意與否，強制性實施就擺在那里。這是近兩年必然涉及流通渠道重構的一個最大變量，“兩票制”國務院在2016年4月正式行文，2017年5月后全國各個省份陸續啟動，2018年應該說除云南、甘肅外基本全面實施到位。也就是說2018年的全面釋放才真正知道“兩票制”對流通行業的影響力度有多大。自然，2018年“兩票制”對流通行業的重構在質與量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目前從表面體量上看，似乎整個醫藥流通企業數量變化不大，但因“兩票制”的強力實施對以前過票的投機性公司抑或有經營實績但環節過多的公司應該是毀滅性打擊，即便暫沒從名冊上抹掉也僅僅是僵尸罷了。相信在2019年之后，還存活的企業數量會在2017年末全國共有藥品批發企業1.3萬余家基數上大幅減少。
回顧以前國家相關部門一位權威官員的說法：全國的藥品流通企業80%藥品批發量集中在前100家企業。過去掛靠、走票的違法企業要被淘汰出局，讓整個市場干凈，讓流通過程能夠簡潔，讓費用降低，真正讓公眾得到實惠。到2018年底，無論目前費用是否降低，公眾是否真由此得到實惠，但“兩票制”實施的目的應該說部分達到了。
二、GSP嚴查。
GSP嚴查以及全國性實施的飛檢對于醫藥流通業的管控好似一把利劍，飛檢人員手持尚方寶劍突擊巡查各地，掌握企業生死大權，震懾力巨大。這在2018年因不斷冒出的質量問題，特別是長春長生疫苗事件后更是高壓查控，雖然這中間有矯枉過正問題，有國企民企事實上存在的執法標準偏差問題，但我們必須看到，在2018年，普遍性的GSP質量管理規范得到了明顯的改善。當然，這也客觀上淘汰了一些不合規不達標的中小流通企業。
三、醫保控費、“藥占比”嚴控。
雖然醫保控費以及“藥占比”政策的實施不是2018年的專屬，但在2018年經濟增速明顯下滑、醫保變革、醫保資金吃緊的大態勢下，醫保資金管控和“藥占比”的嚴控更顯突出，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醫療機構用藥比重下降，輔助性藥品、中成藥品成為被砍掉的首選。相應，關聯的藥企無論工業或商業不可幸免地遭到沖擊。這還不包括因醫療機構醫保資金被嚴控導致流通配送企業貨款回籠也受到進一步延誤的波及，讓一些商業企業在2018年醫院銷售受損或者流轉資金壓力增大。
四、招投標受制。
本來執行多年的讓眾多工商醫藥企業逐漸適應的藥品招投標事項已經成為企業藥品準入市場的必修課，但是2018年下半年，集醫保支付、監督、定價大權于一身的國之利器國家醫保局一個當頭棒喝，主導4+7帶量采購招標新規突降而至，以符合中國國情的“試點”方式在11個省市展開，其結果是絕大多數藥品價格再一次大跳水，而且首先受到沖擊的還是原研藥和經過花費大筆資金整改過了一次性評價的質量得到進一步保證的藥品。顯然，帶量采購不僅讓藥品生產企業，也必然連鎖式影響到流通企業在2018年的冬季感受到更加寒冷。
五、市場競爭度有增無減。
在上述四個主要方面政策頻出管控流通業的同時，醫藥商業市場的競爭度在2018年不僅僅是常態，而是有增無減，進一步評判，四大方面政策出臺，在凈化規范市場的同時，也客觀上大幅度壓制了醫藥流通企業的生存空間，自然，在越來越小的市場空間比拼廝殺，激烈程度可想而知。這里面，工商之間、商商之間交織著各種明槍暗箭的博弈，但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更多的是為生存而非發展而戰。
綜上，前四大關鍵詞均不可避免地涉及代表國家的發改委、衛健委、藥監局、醫保局的管控政策，而歸根結底都是圍繞“降價、規范”兩個關鍵點展開。而第五點雖然表現在市場競爭層面，但這里也借用一下藥品追溯體系的道理，實則是管控政策在市場的延伸發酵反應導致的競爭激烈度上升。我們不去想象這是國家的聯合行動部署還是各個職能機構的各自舉措，但政策管控上的自變量必然導致2018年醫藥流通業發生行業重構的因變量，也即表現在醫藥流通業在行業結構上的嬗變。
2019：重壓疊加之下的重構
逝者如斯夫，不舍年代。2018年全國醫藥流通業雖然大浪淘沙，企業要么已成歷史塵埃消亡不再，要么舊瓶裝新酒城頭變幻大王旗，要么銳意變革砥礪前行。但是醫藥流通企業幾經沉浮，2018再難過也過來了。歷史不再流連，在邁入2019年門檻之際，再次拷問我們可能的未來走勢，我想也脫離不了前面的基本運行軌跡。
展望2019年醫藥流通業的基本運行脈絡，應該是政策管控的延續并加強與市場層面的持續博弈雙重施展格局。
“兩票制”推行預判在2019年塵埃落定，在2018年因“兩票制”打擊還在茍延殘喘的掛靠過票類公司應該幾近消亡。雖然個人觀點一直不認為實施“兩票制”是市場經濟客觀運行規律的體現而是政令強推，但對于靠過票等“非實體經濟”公司的洗牌凈化的確起到了強制性作用。
隨著國家藥監局體制與職能的再次調整，相信在保障人民群眾的用藥安全甚至維穩的大前提下，即便GSP規范管理認證上有所改變，但對流通企業質量管理規范的嚴查嚴控應該是一個持久的形態，質量規范是企業生存的前置基本條件必須牢記于心。只是冀望藥品監管部門在法規的制定和實際的檢查中，在剛性的嚴格管控保障藥品質量基礎上，也要柔性地考量執行層面的可操作性而不矯枉過正。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在2019年看到規范是否在藥品消費的“最后一公里”——醫療機構得到實施，這是一個問題，這也是真真正正能夠讓老百姓吃到放心藥的關鍵，否則即便生產環節、流通環節再規范都等于零。
醫保控費方面，隨著醫保局成立后的工作深化，同時考慮到目前的經濟大環境對財政的壓力，相信醫保控費是恒久的常態化舉措，至少反映到醫療機構節點上的用藥體量不會有多大增長，這也會倒逼醫藥流通業并上推至醫藥工業在用藥方向、產品結構、目標市場等各個維度上必須有一個新的思路。
至于招投標，我不知道最終4+7城市集中采購的試點能否成功，不知道對于客觀上由于疾病譜的變數、疫情的變數、市場需求的變數、就醫人口的變數等因素無法確定真正的量，也可能無法在一個省市層面統計實際的量的現實下，帶量采購是否符合客觀規律。但即便個人對此有不同觀點甚至憂慮，預判若真強制推行全面鋪開，肯定又是一個重磅炸彈，不僅僅在制藥企業炸開花，還不可避免地波及醫藥流通業，因此，醫藥流通業又一次面臨生與死的重構。
在2019年的醫藥流通市場上，并購重組+市場策略上的競爭大戲依舊會不斷上演，對于一些企業或許是終極之戰。但醫藥工業與醫藥商業之間、強龍與地頭蛇之間、實力雄厚的集團化企業與靈活小型的專業化企業之間，仍然會相互交融、相互博弈，這是一個永遠的相互制衡的市場游戲，除非政策介入。由于2018年末出臺的禁止醫院藥房托管規定，相當于禁止了一家獨大更易產生腐敗和權錢交易的壟斷性經營，這意味著給了中小流通配送企業一些存在的希望。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目前經濟形勢將會讓本就不堪重負的醫院回款壓力只會加大不會寬松，而全面施行的醫院藥品“零加成”政策，也加重了回款壓力。這也是目前極力推行的招投標中回款保障虛設的詬病。或許，這才是壓垮一些醫藥流通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市場銷售結構上的改變，純銷比重將不斷上升，但在我們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度里，符合市場客觀規律的調撥分銷模式仍然會長期存在，只是扁平化發展會更加明顯。
這里再評判一下另一個巨大的銷售市場——醫藥流通中的零售業，2018年應該是零售連鎖業并購動作較猛的一年，但在具體的醫藥零售連鎖企業的運營質量以及效益表現上相差很大，上市公眾公司層面的連鎖藥店普遍效益指標較好，但市場上效益不佳甚至虧損的連鎖藥店也不在少數。究其原因，個人觀點主要是內部管控質量問題。另外一點，國家支持的線上互聯網藥店以及因醫療機構“藥占比”管控等原因引發的院外銷售模式，給醫藥零售業帶來的是實質上增長還是偽增長，在2019年還需拭目以待。
最后，我們當然更不能忽略2019年政策層面的預判。個人觀點，在2018年各項管控政策繼續發力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注意行業與社會還有兩大政策變化的疊加，那就是《藥品管理法（修正案）》與社保資金繳費新辦法的靴子落地。前者在管控上將會更加嚴格、處罰力度將會更大，對于幾經風雨歷練的醫藥流通企業而言，隨著自身質量管理的不斷加強，應該不是最致命問題。但對于后者，在國家推行減稅降費的大框架下，巨大的社保繳費壓力導致巨大的人力成本，極有可能是醫藥流通企業生存還是消亡的致命點。
借用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臺詞：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國家在破局，不破不立；企業也需要破局，破舊立新。希望2019年醫藥流通業的供給側改革給企業帶來的是健康的不再焦慮的改變！希望醫藥流通業在價格重構、利益重構、市場重構、體系重構、價值重構的重構時代，錦鯉2019！